陈侃章，杭州大学（后与浙江大学合并）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古往今来说西施》《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唐诗之路话诸暨——诸暨唐诗三百首》（合著）等著作。

原题

“恢复高考”时, 邓小平的

自我否定和重大调整

作者： 陈侃章

“恢复高考”，邓小平当初的设想与最终的实施有很大不同。推进过程中，情况的复杂超出了他原来的预期。当摸清河水深浅后，他逐渐调整了过河方式，自我否定了原来的公开讲话，作出了更符合社会实情、更利于国家发展的决策。

“恢复高考”具有特定的含义，就是恢复大学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凭文化课考试入学的制度。以拨正“文革”时大学需从二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由群众推荐入学的方针。最终实施时，内涵有所扩大。

一、顾及现实，邓小平当初考虑1977年仍维持工农兵学员招生方式，一年以后再改变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所写的“一九七七年招生工作意见”报时任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审批同意，原则沿袭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并已由教育部报送国务院。邓小平也认可1977年按原有的招生方式进行：

“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对中科院副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如此说。

8月5日，他在征询相关部门负责人时说新的招生方式“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也即今年仍按原来的方式招生。

8月6日继续强调：“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再次明确今年为明年改变招生方式作准备。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前排右八）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合影

二、重大调整，“恢复高考”从以应届生为主大幅度转变到历届生为主

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经毛泽东同意，中央1970年批准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招收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所招新生推荐入学，不必考试。经过几年实践证明，这种招生方式弊端丛生，危害愈烈。邓小平决心改变这种招生制度。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与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大）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指出：“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同时强调无论哪种途径入学，考试是必须的：“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邓小平1977年7月29日对方毅、刘西尧说：“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清楚地表明大学要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不作两年劳动要求。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又对方毅、刘西尧说，大学明年招生“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这里的“直接招生”就是指从应届高中生中招。

从8月4日开始的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了解到恢复高考如果仅面向应届高中生，那么积压了十多年的成百上千万的知识青年，怎么办？面对这个牵动全身的严峻现实，他开始调整思路：

他在会议上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同时又强调：“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好的青年……重点应该放在直接从高中招生这个方面。”显然，邓小平其时恢复高考招生的对象，还是主次分明、重轻有序。

8月6日会上又说：“大学只有那么多，全国一年高中毕业生有几百万人，进大学的才二三十万。重点大学应当从高中直接招生。”当时上山下乡还在热烈进行，扎根农村还在广泛提倡，所以又说：“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

在8月8日科教座谈会议结束这一天，邓小平的讲话已是决断性，要尽快解决好“高等院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我们在“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8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时说：“大学生要从中学选，也还要从生产单位选，大多数要从中学选。要改变大学招生制度。”这些恢复高考招收的大多数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

经过教育部的调查研究和与科教人员的倾心交流，邓小平已充分认识到招生的复杂情况超出了原来的设想，这次恢复高考要调整既有思路，1977年9月6日，邓小平书面报告政治局，提出保证招生质量的方案：

“国锋、剑英、先念、东兴同志：我约刘西尧、方毅等同志谈了一下。等他们写好教育问题汇报提纲后，拟提请政治局讨论一次。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批转刘西尧报告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手迹

邓小平这封信的内容十分丰富，表明招生情况非常复杂，这些复杂情况及化解方案将向政治局专题书面汇报。经过摸底调查，即使北京最好的高中毕业生也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考生须通过社会招考。因而今年恢复高考的对象要从应届生为主转变到历届生为主，且社会招考的比例至少达80%。这一定性语，是涉及招生对象的方向性调整，关系到上千万青年前路去向何方。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当机立断，重大转变，1977级、78级的考生构成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大批历届生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途径，“新三届”这个历史名词也就不会产生。这通权达变、排闼送青之举，很有可能不少受益者不一定清楚其中的经纬。

据此，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招生意见清楚写明：“今年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总数的20%—30%。以优先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

罕见的，邓小平对恢复高考一事迅速向外国友人作了解释，这就是在1977年10月23日，也即恢复高考宣布的第三天，邓小平会见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今年开始，可以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这是毛主席生前就赞成，周总理一九七二年就提倡的。”（见《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指示集》37页）说周总理一九七二年提倡在高中直接招生，能够找到对应文献，但说毛主席“生前就赞成”，尚无找到依据，这是“外交语言”、“政治艺术”，还是有其他原因？因为毛泽东同意大学恢复招生是有前提的，即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再查《邓小平年谱》，记到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查尔斯·约斯特为团长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代表团，内中有关于高考的讲话，但没有“这是毛主席生前就赞成，周总理一九七二年就提倡的”这两句话。考这两书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都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如此不同方式处理颇费思量。极有可能，有我们不能看到的档案文献资料。

邓小平还就应届生和社会生的比例作了说明：“今年从中学直接招生的比例不能很大，大体百分之三十左右，原因是中学水平低，完全从中学直接招生不能保证质量，还需要从社会上招收努力自学的青年。今后随着中小学教育的加强，还要增加从中学直升大学的比例。”

1977级到底招了多少应届生？占了多少比例？尚未见到统计。据我了解及接触到不少大学的77级同学反映，所在班级应届生寥寥无几，远未达到20%的比例。这种计划与结果的差距，极有可能被招生文件中“以优先为原则”卡住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所以，1978年的招生文件就不再提应届生所占比例，而是增设了重点院校和其他院校两个栏目。

1977年12月北京高考一个考场

三、追回招生文件，取消延迟一年计划，今年立即恢复高考

8月6日会议上，邓小平说：“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就开始改，不要再耽误了。

查恢复高考的文献，8月6日这一天，邓小平插话和讲话次数较多，有些话孤立地看，还是互相矛盾的。邓小平似乎在犹豫：招生方式是明年改？还是今年改？但与会人士要求尽早改的呼声高涨，教育部领导也认为推迟招生时间今年就可改。于是邓小平果断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调整为今年就立即恢复高考。

8月8日再次强调：“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对于通过群众推荐入学，邓小平一度也赞成过。他坦承：自己过去对外宾讲过，中学毕业生劳动二年以后进入大学如何如何好。但现在认识到这样做中断了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是学习的最好时期。所以要恢复大学从中学应届生中直接招生。

8月18日，邓小平签发并批报了教育部关于推迟今年招生到第四季度开始，新生推迟到次年第一季度入学的文件。

前已述，1977年的招生文件华国锋、叶剑英审批同意，邓小平也认可这样做，且已形成了“招生意见”。但通过五天的座谈会，30多位一线专家的畅所欲言，教育部门的细致调查，使邓小平掌握了更多实情和舆情，且其中的许多意见与自己所思所想同频共振。至此，邓小平认识到那份写好的“招生意见”并不符合实情，如下发执行会影响到国家发展。

为社会利益计，为新生质量计，即使最高领导审批同意，即使文件形成也要想方设法纠正过来。邓小平于是让教育部将原上报国务院的招生文件迅速追回，马上重开以恢复高考为基调的招生会议。安排定当以后，中央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全国各地陆续举行文化课考试，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于1978年2月底至3月报到入学。

显然，邓小平恢复高考这一重大改革，远见卓识，披荆斩棘，光照现实与后世。李光耀和傅高义曾有评论，邓小平愿意听取具体建议，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愿意承担风险和责任，不计较于个人得失，具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

清华大学1977级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管晓宏对笔者说过：1982年6月（清华77级学制四年半），我们在清华大礼堂参加清华77级毕业生大会。清华老领导、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学们，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把报给国务院按老办法招生的文件追回来，你们这一届就吹了。”何东昌是那次科教座谈会的参加者，积极推动恢复高考。

四、打消原有开卷考试想法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对方毅和刘西尧说：大学招生“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考核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开卷考试，但是要考。”

但恢复高考最终实施时，邓小平没有坚持“一半从别的路子来”，也没有坚持“开卷考试”，而是统一闭卷招考。1977年10月13日，经他批准的《人民日报》社论（10月21日发表）指出：大学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978年3月清华大学1977级新生上课

五、报考年龄上限放宽再放宽

“文革”前的大学主要也是招收应届生，对往届生有严格控制，如1965年的招生文件上，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5周岁。恢复高考的1977年放宽至30周岁，但有限制，招生文件表述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的招生文件对26岁至30周岁的考生，不再设置“前提”，而是完全放开，调整为：“主要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一般不超过25周岁（1953年1月1日后生）。26至30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以及一九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这些细节的调整，使一批大龄考生改变了人生方向。正因为对26至30周岁考生条件的放宽，所以1978级的大龄考生多于1977级，这应当是主要原因。

1979年7月13日邓小平登黄山时与复旦大学78级几名大学生合影

六、激烈争辩未休，拍板公布高考分数，接受监督

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考生的分数是保密的（文革前的考生分数一直保密），这从招生文件中就可看出来（当年有些省区考生知道分数，当是执行招生政策不到位所至）。在1978年全国招生会议上，是不是要公布考分争论十分激烈，各说各理，难有定论。1978年5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在招生总结报告上说：“认真贯彻邓副主席的指示，公布考分，接受群众监督。”可见，公布考生的分数是邓小平拍板决定，并从1978年开始形成惯例，沿用至今。

否定之否定是哲学的基本规律，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也体现着这一精髓，伟大的政治家无一不是最好的践行者！

曾经看到，不少对恢复高考研究者有疑惑：邓小平在1977年8月上旬已定下了恢复高考，为什么要到10月下旬才公布呢？其实，这是恢复高考推进中的不同阶段。8月上旬的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作为中央分管领导，最资深的领导人，定下了今年立即恢复高考的基调，这是方向性的决策。但大学招生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国家运行和社会安定，在行政上，须走程序；在思想上，要转根深蒂固的弯子；在具体事宜上，需要有条不紊的落实；在教育方针上，要扭转——即要扭转文革时对教育战线定性的“两个估计”的中央文件。而最紧迫的是收回已形成的招生意见，重新召开招生会议，重新部署高考事宜。

一连串的事实证明，1977年恢复高考阻力重重，推进之难，超乎想象，单是第二次招生会议就开了44天。大道多歧，盘根错节，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难怪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30多年后，也即2009年3月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钱江采访时还在由衷感叹：“邓小平了不起。没有他，要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

诚哉斯言！

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精装和平装封面，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